中国当今的作家中，其人其作品值得重点关注的，我以为贾平凹当属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这或者只是我小我私家的偏好以致偏见，不足为外人道，但还是让我谈谈自己阅读贾平凹作品的一些零星体会以作印证吧。1、成了精的文狐贾平凹曾赞许他的前辈作家汪曾祺是修炼成精的老文狐，其实在说这话时，他自己差不多亦是修炼成精的文狐，因为只有成精的狐才气认出同类吧。
说贾是修炼成精的文狐，所指显然不是作为小道的文章，而触及昔人所言事关千古的文章。像贾平凹这样条理的作家，其实早就意会到写作是小我私家“体证”天地宇宙、社会人生的秘诀，而他经由常年累月带着这种意识的专业写作，对世界、对社会、对人对己，取得的见识往往异于凡人且高于凡人。对世界对社会的见识一时不易说清，就让我们从对人对己的一两个详细侧面加以例示。同行一般是冤家，贾对同行的态度却与这种人之常情大不相同，他真诚浏览作家同行的成就与优点，从不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不足或缺陷之上，以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着向别人学习，如他评论张爱玲有这么一段：天才的优点特长，短处极短。
孔雀开屏最漂亮的时候也袒露了屁股，况且张又是个执拗的人。时下的人，尤其是稍要弄些文的人，已经有了毛病，读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学人家的英华，启迪自家的智慧，而是卖石灰就见不得卖面粉，还没看原著，只听别人说着好了，就来气，带气入读，就只有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无损于天才，却害了自家。
张的书是可以收藏了常读的。如果说张爱玲之于贾虽为同行却是前辈，人一般并不嫉妒比自己有成就的前辈，那么贾对于同辈且年事略小于他的莫言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莫言获2012诺贝尔文学奖，贾平凹撰文予以由衷赞赏。
他借用自己小时的履历，讲莫言的写作之于其时中国文坛的意义在于它像是一种点荒式写作，自由浪漫，掉臂一切；莫言作品像是一场乡间社火，什么色彩什么声响都有。贾认为莫言获奖是为中国文学长了脸，应该谢谢他，学习他，敬服他。对人如此，对己如何呢？让我们参看贾的一篇气势派头类似名人小品的精彩漫笔《坐佛》：有人生了烦恼，去远方求佛，走呀走呀的，已经水尽粮绝将要死了，还寻不到佛。
烦恼愈发浓重，又浮躁起来，就坐在一棵枯树下开始骂佛。这一骂，他成了佛。三百年后， 即一九九二年冬季，平凹徒步过一个山脚，瞥见了这棵树，枯身有洞，秃枝坚硬，树下有一块黑石，苔斑如线。
平凹很累，卧于石上歇息，顿觉心旷神怡。今后秘而不宣，时常来卧。
再后，平凹坐于椅，坐于墩，坐于厕，坐于椎，皆能身静思安。人活在世上，烦恼总是多过快乐，怎样排遣烦恼最能见出人看待自己的态度，漫笔最后一句，在我看来就是大隐隐于市的人生态度，是经由“看山不是山”之后“看山又是山”的意会条理。对人对己能臻于这样通透的田地，贾称得上成精的狐，是一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满身都是灵性的文狐。2、写作与诗书画的相互修养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在写作（这里主要指散文、小说等非诗歌题材的写作）之外，往往还兼通或至少触及诗书画，如汪曾祺，如张大春，如席慕蓉，等等。
在这些通才作家当中，贾平凹在他主要谋划的小说散文写作与诗书画之间建设起来的相互修养关系，令人艳羡也给人启发。昔人很早就明白并强调差别武艺之间互通而非阻遏的原理，所以就有“文史哲不分居”，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等等说法。小说散文写作是贾的主业，但他在谋划主业的同时，开发出了与之互通的诗书画的“自留地”，且一直不忘在这自留地上播种耕作，从而在诗书画与小说散文写作之间建设起了很是理想的相互修养关系。
贾很看重诗，他读诗也做诗，进而把书画也看作诗的延续、诗的差别表达方式，好比他说过：当自己心中触发的诗的工具涌动，却意会而苦于无言道出，就画出来；而画也画不出来，久闷不已，就书一幅字来。我们先来说诗之于贾的意义。有段时间了，社会上流传一句口头禅：“生活不止眼前的轻易，另有诗与远方”，这话说得有几分原理，但也含有误导身分，好比会让人误以为诗是对日常的逃避。贾眼中的诗，我以为越发正大灼烁——诗恰恰是要从眼前、今后地、从日常生活、从实际事情中来提升我们：诗人并不仅是做诗的人，我是极信奉这句话的。
诗应该充溢着整个世界，无论从事任何事业，要取得乐成，因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心中永远保持着诗意，那将是最重要的一条。……诗可以使我获得休息和安怡，获得激动和发狂，使心中涌动着写不尽的工具，永远保持不竭的精神，永远感应事情的漂亮。贾通过私下写诗修养他的写作，这启发我们，大凡有点志气以致想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一些成就的人，不要遗忘了诗，不要与诗阻遏，要养成定期或不定期地读读诗、甚或偶然写写诗的习惯。
最重要的，让我们的心灵保有诗意，让诗意给我们提振精神，带来灵感，增添光线。再就画而论，贾在拿起软笔自己绘画之前，对画作的浏览对画论的涉猎，早已是他自我修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对他用硬笔举行的写作（贾一直没学会用电脑写作，也一直没学会说普通话）启发很大，如他在小说《古炉》后记中所说： 追念起来，我的写作得益最大的是美术理论，在二十年前，西方那些现代主义各门户的美术理论让我大开眼界。
而中国的书，我除了兴趣戏曲美学外，热衷在国画里寻找我小说的技法。西方现代派美术的思维和看法，中国传统美术的哲学和技术，如果联合了，如面能揉获得，那是让人兴奋而乐此不疲的。好比，怎样大面积的团块渲染，看似充满，其实有条理脉络，渲染中既有西方的色彩，又隐着中国的线条，既存淋淋真气使得温暖，又显一派迷茫沉厚。好比，看似写实，其实写意，看似没秩序，没工致，胡摊乱堆，整体上却清明透彻。
《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是厨师对于解牛之技的不停提升，因为最终到达了“道”的高明条理，从而使考究养生的王颇受启发。贾自己也说：“在我的认识里，无论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除了各有各的不行替代的技外，其艺的最高境界都是一样的。
”贾作为专业美术的圈外之人，不行能去过多关注技法条理的工具，他实际上是将体现在美术中属于道的条理的内容有效移用到他的写作中，把写作这块“面”漂亮地揉了起来。同时，随着他的写作愈趋高明，他反过来又用在写作中体悟到的道，对美术作品或画家说长道短了，而且往往言之有物以致切中肯綮。
试举一例，贾住在西安城，熟悉长安画派的画家及其作品，他尤其浏览长安画派开创者之一石鲁（1919—1982），认为石鲁的艺术在他疯了之后更进入大的境界，他认为石鲁的“疯”，其实是石鲁感应自然、体验生命的思维与其时社会差别所致，疯的其实是认为他疯的人。贾自己作画，不外比起画，他写的字更为人所见。年头我在家乡，看到同州湖边的牌楼上，高悬贾题写的“同州湖”三个古拙的字，陪我一同散步的朋侪，是书法界圈内人，对我说：“这字是县上花了×万块钱买来的，你别人就是比这写得好的，白给，甚至倒贴钱想挂在这，人家还不要哩！”贾的字从书法专业角度评价怎样我无缘置喙，只以为他的字拙得有味，他的文名之盛固然抬升了他的字在市场的认可度，反过来，他又用卖字所得滋润了他的写作。
另有，贾不假诸别人，自己的小说全是自己题写封面书名，这有点像是音乐界中作词作曲加演唱一人包揽的能人，让人佩服加羡慕。3、写作的虚与实通过恒久的写作实践，通过诗书画与写作的相互修养，贾对于写作之道积累起富厚的实际履历与心得体会。贾的写作履历谈中，引我特别注意的是他的虚实联合说以及对何谓写实的看法：读古代大作家的诗文，好比李白吧，那首“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家乡”，这简直是明白话么，太简朴了么，但让自己去写，打死就是写不出来。
最容易的其实就是最难的，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什么叫写活？传神了才气活，传神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脚蹬地才气跃起，任何现代主义的艺术都是建设在扎实的写实功力之上的。
写实并不是就事写事，为写实而写实，那是一滩泥塌在地上，是鸡仅仅能飞到院墙。在《秦腔》那本书里，我主张过以实写虚，以最真实朴素的句子去制作作品浑然多义而完整的意境，如制作屋子一样，坚实的基，牢靠的柱子和墙，而屋子里全部是空虚，让阳光照进，空气流通。以上两段话涵义厚重，值得仔细品味，先看第二段。
显然，这段话脱胎于老子《道德经》:“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中的有无之论，曾被近代美术界一代宗师黄宾虹（1865-1955）化入山水画创作当中：“有无云者，即画家分虚实之谓也。
……山实则应之以云烟，山虚则实之以楼阁，自无而有，自有而无。此虚实之间，有笔法，有墨法，有章法。
”而贾这里将有无虚实之论活学活用到小说创作方面，他告诉我们，写作不能就事写事，而要以实写虚。意思是对于写作而言，有之外要有无，实之外要有虚，写服务于不写，写实服务于写虚，实之外要有虚的韵味，从而到达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倒过来讲，虚究竟要靠实营造出来，贾因此特别强调包罗作家在内的艺术家要有扎实的写实功力，就写作而言，他明白写实就是要写日常、写伦理，认为这样才气写得传神，而写传神了也就写活了。作家到此，笔下写出的看似容易、朴素、自然而然的文字之下，其实隐藏着深厚的功底。这里，我暂且拈出在贾那里体现得很是突出的两个详细因素来讲，一是短句，一是方言。不少富有履历的作家，在写作中都喜欢使用短句。
为贾浏览的前辈作家汪曾祺，就是其中之一。汪自叙自己在大学时期随沈从文老师学习写作时，沈老师申饬写人物就要贴着人物来写，写农民叙述语言就要靠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就要靠近市民，不能“学生腔”。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险些从不说文绉绉的长句，而使用短句，作家在写作中学会使用短句，文字便会显着传神、生动起来。汪曾祺晚年改写《聊斋》中的一些篇什，所使用的句子之短，简直到了极致。香港作家李碧华也是一个善用短句的妙手，如小说《霸王别姬》开头四句：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
劈面而来这短短四句话，加起来不到三十个字，听起来念起来都嘎嘣脆，而小说的气氛，神韵，以致生长走向都有了，真是生动得令人叫绝。贾自述他写小说，用的是说话的自然口吻，且是陕西方言的口吻。
所以读他的小说，我们除了要注意短句的大量使用外，还要知道读他的小说，用陕西方言腔调去读是最相宜的，这就像读毛主席的诗词，用湖南话去读绝对比用普通话读来有气势。而即或读者不会说陕西方言或习惯默看不读，他肯定会注意到其中的方言语汇。贾在写作中不光不避方言语汇，反过来还把使用方言提升到了气势派头的条理。他曾半开顽笑地说自己说不上来的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在他看来，在写作中使用方言语汇，非但不土气，反倒可能是雅、是灵活、是传神。
方言土语中的用词为什么有它奇特的利益？我的开端思考是这些词汇是历经千年流传下来的，就像老卤汤一样有味。就像说话那样写作，用短句，用方言，这里所透露的贾的写作观，是要掘客平常、平凡内里的神奇，这比故作神奇要高明得多。4、文学的凭据地“实”从那里来，那里是一个作家能够源源不停地吸取“实”之资源的深厚土壤？最无疑义的一个谜底，该是一小我私家与之有着血肉联系的家乡吧。
贾平凹如果说起初（写作《商州三录》时期）是无意，厥后则是相当自觉地把他的文学的根扎在家乡商洛一带。他从十四岁开始，第一次脱离秦岭深处的家乡，伙同一帮辍学闹革命的同伴来省城西安“串联”，这个初次来到都市怯生生走着的乡间小子，在大街上偶遇一个好奇而大方的西安女孩，两人就城里与山里的区别做了一次简短对话，土气的贾生回覆女孩的问话说：“城里月亮大，山里星星多，城里茅坑少”——女孩听后嘎嘎笑了一阵起身跑了。山里孩子初来都会后对城乡的这种对比，联系到他的写作，或者可以说是他厥后从外部回望家乡商洛、又从商洛出发明白中国的原点。
贾厥后“脱了农民的皮”，通过上大学的途径来到都会居住，于是便得以拉开一段适当的距离，从都会的角度回望生于斯、恒久长于斯的家乡，从而对家乡获得了某种新的、更深的明白，这种明白或许是未脱离当地的人无法获得的。在此基础上，家乡商洛以致更大的秦岭地域被他营建为他的文学的凭据地，他在这里罗致语言、人物、题材等等，更重要的，取得视察外部世界的奇特角度，如他所说： 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只兔、一个萝卜、一个红薯，是商洛的品种，是商洛制造。我在商洛生活了十九年后去了西安，二十世纪八十年月我曾三次大规模地游历了各县，险些走遍了所有巨细的村镇，今后的几十年，每年仍十多次往返不停。自从去了西安，有了西安的角度，我更相识和明白了商洛，而始终站在商洛这个点上，去视察和认知着中国。
这就是我人生的秘密，也就是我文学的秘密。中国的基本在乡土，从与自己有着血肉联系的乡土出发看中国，至少是从农村走出去的作家的一个正路。贾平凹厥后写这、写那，一言以蔽之，都可以说是自觉地从家乡商洛出发看外界、看中国，这成就了他的贾氏写作气势派头，在当今的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他将此奉为他文学写作的秘密。
有些秘密好比医药、饮食方面的秘方，说出去人便能照着仿作，所以掌握秘密的人尽力秘而不宣。敢于公然的秘密，往往是不怕人学去的：或者是别人纵然知道了也学不来，或者别人学去了也绝不会对原主组成消极影响。贾的这个秘密应属于后者，想来他是希望别人也受益于他的秘密的。
因为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我便联合自己的专业领域，简略谈谈贾的写作及其秘密给予我的启发。费孝通先生曾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比其时法国社会学家对法国社会的认识横跨很多多少。我阅读贾的小说也有类似感受，好比他写来都会收废品的农民、写被拐卖到山村的妇女，有效增进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而研究相关现象的学术论文，鲜少能做到这一点，这是需要我们反思并做出改变的。
好比，两者的差异之一是写作语言，学术论文往往用过于专业的术语以致枯燥的语言，将阅读者限制在一个小得可怜的规模，对世道人心险些无所影响。而像贾写出的小说，受众之广超乎想象，引起的影响固然也大。写惯了程式化论文的人，真该思量多学学小说家的生动文笔。另外，人类学的研究，通常讲求要有一个恒久的田野考察据点。
但实际上，不少人类学研究者在某个特别地方建设的考察点，若说在学生时代尚可维持一段较长时间，之后能坚持观察下去的概率很小。贾以家乡为他文学写作的凭据地，启发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家乡营造为自己田野考察与学术研究的凭据地。作者简介：吕文江，陕西大荔人，现任教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教研事情之余，偶然写作诗歌、随笔、散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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